中央人民政府
1927 年是黨史、國史、軍史上極其重要的一年，是中國革命的分水嶺。這一年風云變幻，從年初到年尾，從南方到北方，發生了許多影響中國未來的大事件。這一年，北伐軍勢如破竹，戰果赫赫;這一年，蔣汪集團背叛革命，血雨腥風;這一年，共產黨人奮起反抗，武裝起義;這一年，毛澤東勇闖新路，引兵井岡。回首1927，中國革命經歷了大革命、大屠殺、大起義，實現了由國民革命向土地革命的偉大轉折。特別需要提及的是，南昌起義像一聲春雷，在全黨和全國人民面前樹立起一面革命武裝斗爭的旗幟，標志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革命戰爭、創建人民軍隊和武裝奪取政權的開始。
(一)
1927年1月初，北伐戰爭把轟轟烈烈的國民革命烈火從廣州燒到長江流域，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在南昌召開會議，決定繼續向長江下游進軍，先攻取滬杭，后會師南京。北伐軍兵分東、中、西三路，分別由何應欽、蔣介石、唐生智擔任總指揮，自福建、江西、湖北發起進攻。東路軍2月中旬占領浙江，中路軍3月24日占領南京，西路軍6月攻占了鄭州、開封。3月21日，中國共產黨領導發動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打敗軍閥部隊，占領上海，迎接北伐軍進城。3月26日，蔣介石進入上海。至此，長江以南的地區完全為北伐軍占領。
北伐軍10個多月時間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是國共兩黨合作結出的碩果，共產黨人在軍隊政治工作和發動工農群眾方面作出了巨大貢獻。北伐出征前，在周恩來主持下，1500多名共產黨員被分配到國民革命軍各軍政治部，他們改革部隊中的軍閥習氣和制度，宣傳反帝反封建的意義，激發士兵的作戰士氣。中共廣東區委領導省港罷工工人組織了3000多人的運輸隊、宣傳隊和衛生隊隨軍行動。中共湖南區委組織1000多人的工人保安隊，在長沙市區維持治安，組織5個運輸隊，協助北伐軍運輸物資;安源煤礦和株萍鐵路工人組織數千人的運輸隊、偵察隊、破壞隊，跟隨北伐軍。第八軍進攻岳陽時，“血肉相搏，炮聲隆隆，四處民眾更群起響應，敵軍不知虛實，無心戀戰，乃棄城逃跑。”在江西戰場，人民群眾偵察帶路、籌糧籌款、救護運輸，體現了堅定的革命性。蘇聯的支持對北伐的順利推進也起了重要作用，蘇聯軍事顧問指導制定了集中兵力、各個殲敵的戰略方針，并在北伐前3年提供了近40萬盧布的槍炮彈藥。
北伐軍所到之處，軍閥統治被推翻，工農運動如火如荼，規模空前，這在湖南、湖北、江西三省，表現得最為顯著。革命群眾紛紛起來，沒收軍閥財產，成立特別法庭審判土豪劣紳，組織農民自衛武裝，摧毀鄉村統治機構，實行“一切權力歸農會”。工會、農會會員迅速增加，1927年初，湖南工會、農會會員分別有32萬多、200萬左右;湖北工會、農會會員分別是四五十萬、30萬人左右;江西工會、農會會員分別為20多萬、30多萬。長沙、武漢、九江等城市相繼出現大規模罷工，要求增加工資、減少工時和改善勞動條件等，大多數取得了勝利。1927年3月30日，湖南、湖北、江西、廣東、河南等省農民代表舉行聯席會議，選舉出毛澤東、譚平山、彭湃、方志敏和國民黨左派鄧演達等13人組成的中華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行委員會，指導各地的農民運動。在工農運動的大潮下，1927年2月武漢國民政府收回了漢口、九江的英租界，這是近百年來中國反帝外交斗爭史上的第一次重大勝利，極大鼓舞了中國人民。
在北伐的高歌猛進中，中國共產黨在實踐中經受鍛煉，得到很大發展，黨員數量大幅增加，自身建設進一步加強，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進一步擴大。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伐過程中，我們黨過于專注政治宣傳和工農運動，忽視對軍隊的爭取，這是一個嚴重錯誤。
(二)
共產黨和國民黨，是性質和宗旨完全不同的兩個政黨，國共合作的基礎是反帝反封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但黨內合作的不平等為大革命的失敗埋下了伏筆。共產黨始終代表的是工農群眾的利益，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右派，代表著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利益，只是利用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打倒北洋軍閥，所以北伐初期對共產黨采取了容忍的態度。面對日益發展壯大的工農運動，蔣介石一方面不愿意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分享權力，另一方面又擔心工農運動損害自身利益，必然會在掌握大權后鎮壓工農運動。1927年3月，北伐軍在江西戰場取得決定性勝利后，蔣介石的反共面目日益顯露，贛州總工會委員長、共產黨員陳贊賢，就是在這個時候被他指使殺害的，陳贊賢是第一個犧牲在國民黨反動派屠刀下的共產黨人。
國民革命高潮迭起，利益受損的帝國主義和買辦勢力萬分恐懼，通過江浙財閥和幫會頭目費盡心機拉攏收買國民黨右派，在“軍事北伐、政治南伐”中一步步攫取軍權政權，羽翼漸豐的蔣介石自然成了他們的主攻對象。全國工商協會會長、上海總商會會長虞洽卿就是拉攏收買蔣介石的主要代理人，與蔣介石一拍即合。4月1日，上海商界、銀行界給予了蔣介石籌劃政變所需的第一筆資助：300萬大洋。江浙財閥還專門成立了軍事、外交兩個委員會，為蔣爭取英美日等列強的支持。上海青幫頭子黃金榮、杜月笙等將大批幫會分子武裝起來，供蔣介石驅使。蔣介石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大大增強，為發動反革命政變做好了充分準備。
從海外回來的汪精衛4月1日與蔣介石密謀“分共”，4月5日又與陳獨秀發表聯合宣言，迷惑共產黨人放松警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他表面上雖保持左派面目，但已開始限制工農運動，隨時可能叛變革命。而此時共產國際和中共領導人卻看不清汪精衛的廬山真面目，在錯誤方針的指導下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黨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沒有正確認識嚴峻復雜的局面、及時糾正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沒能制定挽救革命的方針和辦法，坐視局勢惡化。但是，大會正式提出黨內實行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選舉產生了黨的歷史上第一個中央紀律檢查監督機構——中央監察委員會，這在黨的建設史上有重要意義。
蔣介石選擇充當新軍閥、買辦集團和帝國主義列強的代理人，悍然叛變革命“清黨”;汪精衛打破共產國際和陳獨秀的討蔣幻想，撕下假左派面具“分共”，蔣汪集團先后對曾經給予他們巨大幫助的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舉起了屠刀。1927年春夏，烽煙四起，血流成河，猝不及防的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慘遭殺害。
屠殺是慘烈的。“四一二”大屠殺目睹者魯迅說：“我一生從未見過有這么殺人的!”4月12日，蔣介石指使上海青幫流氓冒充工人突襲上海總工會，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軍借調解之名收繳工人糾察隊武裝，對第二天游行示威的工人群眾開槍射擊，當場打死100多人。在事變后3天中，上海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被殺害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蹤者5000多人(大多數也被殺害)，汪壽華、陳延年、趙世炎等犧牲。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東、廣西等省反動派相繼以“清黨”名義，大規模搜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奉系軍閥張作霖在北平絞殺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之一李大釗。
5月21日，國民黨第35軍第33團團長許克祥在長沙制造馬日事變，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長沙附近就有一萬多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慘遭殺害。6月6日，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開始查封革命團體，逮捕工農領袖，將大批共產黨員 “禮送出境”。7月初，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繼續向國民黨作出種種無原則的讓步，解散了武漢工人糾察隊的武裝，助長了汪精衛的反動氣焰。7月15日，汪精衛對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進行大逮捕、大屠殺，國共合作全面破裂，大革命徹底失敗。據不完全統計，從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殺害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達31萬多人，其中，共產黨員達2.6萬多人。黨員數量由5.8萬人銳減到1萬多人;工會會員由280余萬人銳減到幾萬人;970余萬農民協會會員大多被解散。
大革命失敗，客觀上是由于反動勢力過于強大、資產階級發生嚴重動搖、統一戰線出現劇烈分化、蔣汪集團投入反革命陣營。主觀上是由于這一時期的黨還處在幼年，在統一戰線、武裝斗爭和黨的建設三個基本問題上缺乏經驗，對于中國的歷史和社會狀況、中國革命的特點和規律沒有深刻的認識，缺乏應對復雜局勢的政治經驗，還不善于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實踐結合起來，難以擺脫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出現了右傾錯誤，放棄了對革命尤其是武裝力量的領導權，致使黨在危急時刻完全處于被動地位。但這場失敗了的革命，又是未來勝利了的革命的一次演習，我們黨積累了深刻的經驗教訓，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思想，也開始掌握了一部分革命武裝，為把中國革命推進到新的歷史階段準備了必要條件。
(三)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面對兇狠強大的敵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并沒有被嚇倒，被征服，被殺絕。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干凈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們又繼續戰斗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陳毅等在危難時刻挺身而出，彭德懷、賀龍、郭沫若、徐特立等在白色恐怖下毅然入黨，這些優秀共產黨人在革命的關鍵時刻發揮了主心骨作用。
7月12日，根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組，由張國燾、李維漢、周恩來、李立三、張太雷組成中央臨時常委會，陳獨秀停職。7月15日，汪精衛不顧宋慶齡等左派的堅決反對，悍然“分共”“清黨”。極端兇險之際，中央臨時常委會果斷決定了三件大事：將黨所掌握和影響的部隊向南昌集中，準備發動武裝起義;組織工農運動基礎較好的湘、鄂、粵、贛四省農民發動秋收起義;召集中央緊急會議討論決定大革命失敗后的新方針。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漢口召開緊急會議，著重批評了大革命后期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央所犯的右傾錯誤，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正確方針，選舉出以瞿秋白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會議通過的《告全黨黨員書》“緒言”寫道：“我們黨如果不能糾正指導機關的錯誤，那就一步也不能向革命的道路前進……我們黨公開承認并糾正錯誤，不含混不隱瞞，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證明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力量。”進行自我革命，認真總結經驗教訓，糾正自身錯誤，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毛澤東從大革命失敗的慘痛教訓中深刻認識到沒有革命的武裝就無法戰勝武裝的反革命，在會上提出“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重要論斷。
8月1日凌晨2時，在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的領導下，2萬多名頸扎紅領帶、臂綁白毛巾的起義將士，以“山河統一”為口令，打響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第一槍，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革命戰爭、創建人民軍隊和武裝奪取政權的開端。2天后，起義軍撤離南昌，經撫州、贛州南下廣東，賀龍、郭沫若在瑞金火線入黨。10月初，起義軍主力在潮汕地區遭到敵人優勢兵力的圍攻而失敗，一小部分部隊轉入廣東海陸豐地區，與當地農軍會合;駐三河壩的起義軍在朱德、陳毅等率領下，進入粵贛湘邊界地區，開展游擊戰爭。10月21日，朱德、陳毅率800余人部隊來到江西安遠天心圩，此時部隊軍心動搖，有潰散的危險。次日傍晚，朱德在排長以上軍官會議上斬釘截鐵地說，黑暗是暫時的，要革命的跟我走，中國也會有個“1917”年的，革命一定會成功!信念堅定的話語點燃了戰士們的斗志，穩住了軍心。朱德接著領導部隊開展了“贛南三整”(天心圩整頓、大余整編、上堡整訓)，在部隊建立黨支部，實現黨對軍隊的全面領導，為保住革命火種起到了關鍵性作用。
秋收起義“高高打出共產黨的旗子”，以在湘東贛西發動各路合攻、攻打長沙為目標。9月初，毛澤東以中央特派員和秋收起義前委書記的身份在安源張家灣召開軍事會議，正式組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下轄三個團5000人。9月9日，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爆發，起義軍從江西的修水、安源、銅鼓等地出發，向長沙進攻。起義軍遭到強敵的抵抗，損失很大，毛澤東果斷改變原有部署，命令部隊退到瀏陽文家市集中。9月19日，毛澤東主持召開前委會議，經過激烈爭論，否定了“取瀏陽直攻長沙”的主張，決定把起義軍向南轉移到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山區，尋找落腳點保存實力，再圖發展。從進攻大城市轉到向農村進軍，這是中國革命發展史上具有決定意義的新起點。9月20日早晨，毛澤東站在文家市里仁學校的操場上，對著僅剩的1500人，滿懷信心地講道，蔣介石反動派好比一口大水缸，我們現在好比一塊小石頭，打幾個敗仗沒有什么大不了，只要我們團結一心，依靠千千萬萬的工農群眾，小石頭就總有一天要打破大水缸。
廣州起義以恢復廣東革命大本營為目標。1927年11月，粵桂戰爭爆發，廣州市內國民黨軍隊兵力空虛，中共中央指示廣東省委成立指揮起義的革命軍事委員會。12月11日凌晨，在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張太雷和葉挺、惲代英、葉劍英、楊殷、周文雍、聶榮臻、陳郁等領導下，國民革命軍第4軍教導團、警衛團和部分工農武裝，舉行了震撼世界的廣州起義。幾個小時激戰后，起義軍占領廣州絕大部分市區。由于敵我力量懸殊，起義軍不可能堅守廣州，但共產國際代表諾伊曼反對總指揮葉挺將部隊撤出廣州退向農村的正確主張，起義軍終因寡不敵眾，在起義的第3天遭到失敗，張太雷和許多革命者英勇犧牲。
三大起義的失敗表明，面對國民黨新軍閥在城市擁有的強大武裝力量，企圖通過城市武裝起義或進攻大城市，來奪取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實現的。到1927年底，中國共產黨還先后領導發動了海陸豐、瓊崖、贛西南、贛東北、湘南、湘鄂西、鄂豫邊、閩西等起義。這些起義，一部分很快就失敗了，一部分堅持了下來。能堅持下來的地區，大多處在數省邊界、國民黨統治力量薄弱的偏僻山區，為后來各地工農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大規模發展奠定了初步基礎。
(四)
血的教訓證明，簡單復制俄國十月革命模式，不適合中國革命的實際。肩負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使命的中國共產黨人，必須探索一條新的革命道路。
秋收起義失敗后，9月25日，起義軍撤離湘東地區向南轉移途中，總指揮盧德銘在蘆溪犧牲。9月26日，工農革命軍攻克蓮花縣城，毛澤東在蓮花賓興館召開會議時，江西省委書記汪澤楷派宋任窮送信，告知井岡山有共產黨的地方武裝，建議起義軍去那里落腳，毛澤東經過調查研究最終力排眾議引兵井岡。井岡山地區有著創建革命根據地的良好條件：第一，群眾基礎較好，各縣都曾建立過黨的組織和農民協會，還有袁文才、王佐領導的地方農民武裝;第二，有一批經受過五四運動和大革命鍛煉的優秀年輕干部，如龍超清、劉仁堪、朱亦岳、曾山、陳正人等;第三，地勢險要，易守難攻，適合開展游擊戰爭;第四，土地肥沃，物產豐富，易于部隊籌糧籌款;第五，地處兩省邊界，距國民黨統治的中心城市較遠，加之湘贛兩省軍閥之間又存在矛盾，敵人統治力量相對薄弱。因此，毛澤東認為“以寧岡為中心的羅霄山脈中段，最利于我們的軍事割據”。
9月29日，起義軍到達永新縣三灣村。毛澤東在這里進行了集思想建黨、政治建軍于一體的“三灣改編”，縮師為團，把支部建在連上，成立士兵委員會，制定行軍紀律，確立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奠定了建設新型人民軍隊的基礎。起義軍精神面貌煥然一新，士氣高漲。陳毅安在寫給妻子的信中說：“我們天天行軍打仗，錢也沒有，衣也沒有穿，但是精神非常的愉快，較之從前過優美生活的時代好多了，因為是自由的，絕不受任何人的壓迫;同志之間亦同心同德，團結一致。”10月24日，毛澤東站在荊竹山雷打石上，宣布了工農革命軍的三項紀律：行動聽指揮;不拿群眾一個紅薯;打土豪要歸公。這三條紀律后來逐漸完善成為人民軍隊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雄偉的井岡山，八一軍旗紅，開天辟地第一回，人民有了子弟兵。1927年10月27日，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到達井岡山茨坪，開啟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斗爭。11月18日，工農革命軍攻克茶陵縣城，創建了湘贛邊界第一個紅色政權——茶陵縣工農兵政府。就在這個月，毛澤東在寧岡礱市龍江書院創辦軍官教導隊，對下級軍官和地方武裝干部進行為期一個半月的政治、軍事培訓，毛澤東給學員講政治課，組織100名學員到農村搞社會調查，參加群眾斗爭。此后，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共產黨人，堅定執著追理想，艱苦奮斗攻難關，實事求是闖新路，依靠群眾求勝利，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井岡山道路，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經典開篇。
歷史不能假設，但歷史中總是蘊含著偶然性和必然性。鄧小平說：“如果沒有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中國人民至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很多年才能取得勝利。”井岡山的意義，不僅僅是在國民黨反動派統治薄弱的地區發展革命，更重要的是找到了通過土地革命，動員農民階級加入到中國革命隊伍中來，并成為其中的主力軍，讓中國革命的星星之火得以燎原。無產階級領導農民階級，構成了中國最強大的政治力量，這股力量，遠比當時中共其他領導人所渴望的蘇聯援助更強大，足以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和最廣大的人民站在一起，為最廣大的人民謀利益，這就是井岡山道路越走越寬闊，中國革命在毛澤東領導下從勝利走向勝利的全部秘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