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人民政府
進入1938年，中國抗日戰爭逐漸由戰略防御轉入戰略相持，并形成戰略上互相配合的兩個戰場，一個是主要由國民黨軍隊擔負的正面戰場，一個是共產黨軍隊為主的敵后戰場。敵后戰場的開辟，抗日根據地的創建，對穩定全國戰局起了重大作用。
這一年，毛澤東針對許多人對戰爭將如何發展認識不清，特別是“亡國論”“速勝論”等錯誤論調，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作了題為《論持久戰》的長篇講演，清晰地描繪出抗日戰爭發展過程的完整藍圖，深刻闡述了黨關于抗日戰爭的戰略方針和爭取抗戰勝利的正確道路。
這一年，黨在延安召開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總結抗戰以來的經驗教訓，確定黨在抗日戰爭戰略相持階段的基本方針和任務，重申必須獨立自主地領導人民進行抗戰。這次會議進一步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從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保證了黨中央正確路線的貫徹執行，讓黨更加緊密地團結起來。
這一年，在黨的堅強領導和深入發動下，“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義無反顧地投入到抗日戰爭的偉大歷史洪流之中，“造成了陷敵于滅頂之災的的汪洋大海”。
（一）
在全國性抗戰初期，國民黨軍隊先后進行淞滬、太原、徐州及武漢等會戰。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后廣泛開展游擊戰。敵后和正面兩個戰場的形成，使敵軍處于兩面作戰、顧此失彼的不利局面。日軍迅速滅亡中國的計劃徹底破產。
但是，由于敵強我弱的總形勢，以及國民黨實行片面抗戰路線，正面戰場的戰局處于非常不利的境地。盡管付出近百萬兵力的巨大犧牲，仍無法阻止日軍的侵略，許多重要城市和富饒地區失陷。比這更糟的是思想上的混亂，哀嘆“戰必敗”“再戰必亡”的“亡國論”不絕于耳，叫囂徐州會戰是“準決戰”、是“敵人最后的掙扎”的“速勝論”興盛一時……
廓清思想上的迷霧，正確指引全國抗戰，是指導抗日戰爭的中國共產黨必須解決的重大課題。1938年五六月間，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系統總結古今中外戰爭尤其是全國性抗戰10個月的經驗教訓，集中全黨的智慧，一氣呵成寫下了腹稿已久的軍事論著——《論持久戰》。文中，毛澤東綜合分析中日國情，將戰爭界定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和帝國主義的日本之間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進行的一個決死的戰爭”，總結出敵強我弱、敵小我大、敵退步我進步、敵寡助我多助的特點，從而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戰爭的持久性和最后勝利屬于中國而不屬于日本。”
毛澤東在延安窯洞里撰寫《論持久戰》
針對企圖速勝的“空談快意”和“抗日必亡”的亡國論調，毛澤東深刻揭示了中國經過持久抗戰奪取最后勝利的客觀根據，科學地預見到抗日戰爭將經過戰略防御、戰略相持和戰略反攻三個階段才能取得最后勝利，強調爭取抗戰勝利的唯一正確道路是充分動員和依靠群眾，實行人民戰爭。他指出戰略相持階段的地位作用，提出了實行防御中的進攻、持久中的速決、內線作戰中的外線作戰，運動戰、游擊戰、陣地戰相結合等一整套戰略戰術。
《論持久戰》一經問世，就贏得全黨、全軍、全國熱烈擁護和支持，對全國性抗戰的戰略指導產生了重大影響。
1938年7月，延安解放社印發單行本，各根據地爭相傳看。當月，國統區內的漢口、重慶、桂林、西安等地新華日報館，相繼出版鉛印訂正本。
傅作義不僅自己讀，還令所屬官兵讀。衛立煌找來秘書陪他一起研讀。白崇禧讀完后，極為嘆服，認為這是克敵制勝的最高戰略方針，向蔣介石力薦。
美國合眾社記者愛潑斯坦等人馬不停蹄翻譯成英文向海外發行。
一時間洛陽紙貴。
（二）
為進行艱苦的持久戰，黨確定人民軍隊的戰略任務是：到敵人后方放手發動群眾，開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配合友軍作戰，開辟敵后戰場，建立抗日根據地，發展和擴大人民軍隊，打敗日本侵略者。
太原失陷后，當山西的國民黨軍隊全線潰退時，中國共產黨指揮八路軍以“敵進我進”的超常膽略深入敵后，抓緊進行根據地的建設。1938年1月，敵后由共產黨領導建立的第一個統一戰線性質的抗日民主政權——晉察冀邊區臨時行政委員會在冀西阜平成立。它的中心區域在平綏、平漢、同蒲、正太四條鐵路之間，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
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正確領導下，八路軍首先在日軍戰線側后完成戰略展開，在山西的四角形成戰略支點。接著向河北、山東平原地區大舉推進，將以山西為主的山地游擊戰發展為整個華北地區的敵后游擊戰爭。4月21日，中共中央發出《對平原游擊戰的指示》，指出：抗戰以來的經驗證明，在平原地區開展游擊戰爭也是可能的；黨和八路軍在河北、山東的平原地區，應堅決采取廣泛發展抗日游擊戰爭的方針，盡量發動最廣大的群眾進行公開的武裝斗爭，組織游擊隊和不脫離生產的自衛軍，盡快建立抗日民主政權，創立和發展根據地。
八路軍不僅在山區建立了戰略基地，而且在平原也建立了鞏固的根據地。平原根據地和山區根據地相互支持，相互依賴，相輔相成。八路軍在華北的戰略展開，不僅有力地鉗制和打擊了日軍，配合正面戰場的作戰，迫使日軍抽調進攻正面戰場的兵力，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相持階段的到來。
新四軍各支隊也挺進大江南北，深入敵后，創建華中敵后抗日根據地。3月至4月，第一、二、三支隊先后到達皖南巖寺集中，軍部也從南昌移至巖寺。7月，軍部從巖寺遷到涇縣云嶺。
1938年10月，八路軍和新四軍同日、偽軍作戰1600余次，斃傷俘敵5.4萬人，先后創建晉察冀、晉西北和大青山、晉冀豫、晉西南、山東、蘇南、皖中等抗日根據地。戰斗在白山黑水的東北抗日聯軍也十分活躍，在極端艱難的條件下打擊敵人。由此，形成了中國抗戰敵后戰場與正面戰場并存的戰略新格局，扭轉了因國民黨軍作戰失利而造成的戰爭頹勢，盤活了中國抗戰的棋局。
實踐證明，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對抗戰基本進程和趨勢的預見，全部變成了事實。然而，這并不是歷史的巧合。中國共產黨開辟敵后戰場、領導游擊戰爭，使游擊戰“從戰術范圍跑了出來向戰略敲門”，在人類戰爭史上“演出空前偉大的一幕”。開展游擊戰爭，這是中國共產黨對抗戰勝利的偉大貢獻。
在《論持久戰》這幅中國抗戰藍圖的指引下，中國共產黨領導指揮人民軍隊，為持久抗戰謀篇布局，開辟廣大敵后戰場，為充分發揮中國的戰略優勢創造條件，打開了人民戰爭的廣闊歷史舞臺，為構建持久抗戰的大格局奠定了扎實基礎。
（三）
由于國共兩黨代表不同的階級利益，實行不同的抗戰指導路線，抗日統一戰線內部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和斗爭。中共中央汲取歷史的經驗教訓，從抗戰初期就提出必須反對階級投降主義，在統一戰線中堅持獨立自主原則，即既統一又獨立，對國民黨采取有團結有斗爭，以斗爭求團結的方針。
1938年2月，經中共中央同意，周恩來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以更好促進國共兩黨在軍事上和政治上的合作。周恩來正確地執行中共中央關于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同國民黨的片面抗戰路線和反共政策進行了堅決的斗爭。同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的郭沫若，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團結和組織進步文化界人士，做了大量的抗日宣傳工作。
事實證明，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實質上就是力爭中國共產黨對抗日戰爭的領導權。這是把抗戰引向勝利的中心一環。
然而，1937年11月從蘇聯回國的王明，根據共產國際和蘇聯領導人關于中國抗戰應該依靠國民黨的指示精神，否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主張“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把共產黨和人民軍隊的活動限制在國民黨允許的范圍內。
王明的右傾錯誤主張，干擾了全面抗戰路線的貫徹執行，對黨的各項工作造成了危害。為了及時糾正王明的右傾錯誤，1938年3月，中共中央派任弼時到蘇聯，如實向共產國際說明中國的抗戰情況、國共兩黨關系及黨所采取的路線和政策。
9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由剛回國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稼祥，傳達共產國際的決定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見：中共一年來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共在復雜的環境和困難的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認為在中共中央領導機關中要以毛澤東為首解決統一領導問題，中央領導機關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
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主席團成員合影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黨在延安召開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會上，毛澤東作題為《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要求全黨同志認真地負起領導抗日戰爭的重大歷史責任。全會通過《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批準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線。
全會確定，要不斷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用長期合作來支持長期戰爭。同時，批判了在統一戰線問題上只講聯合不講斗爭的遷就主義和那種把抗戰勝利的希望寄托于國民黨軍隊、把人民的命運寄托于國民黨統治區合法運動的錯誤。
全會重申黨的獨立自主地放手組織人民抗日武裝斗爭的方針，確定把黨的主要工作放在戰區和敵后，大力鞏固華北、發展華中。
全會還特別強調，全黨必須自上而下地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善于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國際經驗應用于中國的具體環境，反對教條主義。
六屆六中全會基本上糾正了王明的右傾錯誤，進一步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進一步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和步調，推動了各項工作的迅速發展。因此，這次全會被毛澤東稱為“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
（四）
六屆六中全會還制定了一系列黨內政治紀律，是一次在全黨“立規矩”的重要會議，把黨的建設推進到了一個嶄新的歷史階段。
會議指出，必須加強黨的自身建設，以嚴守黨的政治紀律確保政治路線的貫徹和執行。會議首次完整提出“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從黨的七大開始，“四個服從”被寫進黨章，成為中國共產黨最根本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
如今，六屆六中全會舊址內仍在顯著位置擺放著《關于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關于各級黨部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等一系列當時會議通過的關于黨內政治紀律的規定。這些規定，無不是再三強調要把紀律教育作為“黨的建設的一課”，并“用以嚴格黨的紀律，使黨及其各級領導機關達到政治上和組織上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的程度”。這些規定對于促進黨的團結統一發揮了重要作用，奠定了黨的領導制度建設的基礎，在組織上保證了黨的團結和統一，對于促進黨的團結統一發揮了重要作用，對于已經成熟的中國共產黨來說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歷史用正反兩方面的事實反復證明，黨面臨的形勢越復雜、肩負的任務越艱巨，就越要加強紀律建設，越要維護黨的團結統一，確保全黨統一意志、統一行動、步調一致前進。加強組織紀律不容忽視，必須堅持紀律面前人人平等，遵守紀律沒有特權，執行紀律沒有例外。這一條任何時候都不能有絲毫放松。
（五）
地處黃土高原的陜甘寧邊區，境內溝壑縱橫，社會閉塞，經濟文化相當落后。抗戰前，當地百姓深受歷代反動統治者的欺壓盤剝，加之軍閥混戰、土匪橫行，廣大農村只有“乞討之鄉風，而無求學之村俗”，使得“邊區是一塊文化教育的荒地。學校稀少，知識分子若鳳毛麟角，識字者亦極稀少”。許多貧苦農民幾輩子不識字成了常態。徐特立在接受美國記者斯諾采訪的時候，曾這樣說到：“在西北，在我們到達之前，除了少數地主、官吏、商人以外幾乎沒有人識字。文盲幾乎達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在文化上，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一個角落。”
要想廣泛發動群眾，燃起抗日救國之火，能不能創造性地貫徹黨的群眾路線，能不能緊緊依靠群眾，就成了關鍵一招。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中，也特別提出了共產黨員在民族戰爭中的模范作用問題，強調“共產黨員在民眾運動中，應該是民眾的朋友，而不是民眾的上司，是誨人不倦的教師，而不是官僚主義的政客”。陜甘寧邊區在財政極為拮據、人力物力嚴重不足、群眾教育意識淡漠的條件下，緊緊抓住政治教育、識字教育、生產勞動三者的有機結合，走出了一條符合邊區實際、依靠群眾開展社會教育的成功之路。
冬學就是邊區掃盲教育最主要的一種組織形式。它以各地小學為中心，農閑時開辦，每期3個月，教育對象主要是不識字的中青年農民。冬學辦學方法靈活多樣，有全日的、半日的、晚間的，有成人的、兒童的、婦女的，在邊區各種掃盲教育形式中開辦效果最好、堅持時間最長。從1937年冬開辦冬學382處，10337人參加，迅速發展到1938年辦冬學723處，參加學習人數增加到12824人。
1938年的“三八”婦女節，對陜甘寧邊區的婦女來說是一個不同尋常的節日。這天，邊區第一次婦女代表大會在延安隆重召開。會議發表了宣言，通過了邊區各界婦女聯合會章程，提出邊區開展婦女運動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廣泛開展識字啟蒙運動，提高婦女文化水平，動員婦女支援前線，發動婦女參加生產勞動。
時隔一年，邊區已成為全國婦女運動的“推動機”，為把邊區建設成為模范根據地作出了重要貢獻。毛澤東感慨題詩：“婦女解放，突起異軍，兩萬萬眾，奮發為雄。男女并駕，如日方東，以此制敵，何敵不傾？”“婦女解放”，這個今天看來頗有年代感的詞，在全面抗戰之初卻成了中國共產黨密切黨群關系、廣泛抗戰動員的重要法寶。
黨在領導和推動社會教育工作過程中，一直用民主的原則來組織民眾，反對強迫命令；以民眾利益為出發點來教育民眾，反對主觀主義；站在輔助的位置來領導民眾，反對搞行政命令式的現象。正如毛澤東所言，“共產黨員又應成為學習的模范，他們每天都是民眾的教師，但又每天都是民眾的學生。”這個既當老師又當學生的過程不僅對廣大群眾進行了革命理論宣傳，喚醒了廣大群眾的政治覺悟，激發了群眾的革命斗志，更增強了民眾對中國共產黨的社會教育政策及其他各項方針政策的認同感，建立了民眾與黨的緊密聯系。
“天寒地凍把書念，花開水暖務農莊”。抗戰時期陜甘寧邊區的掃盲運動，是中國共產黨人在一個經濟基礎薄弱、社會閉塞落后的環境中開展群眾工作的一項創舉。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黨始終堅持“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原則，因此在改造鄉村社會的同時也在實現著自我改造和自我超越。